• 笔书网>大明文魁 > 正文 一千两百零七章 舆论热点
        就在申时行辞相之时。

        林延潮与邹元标之间通过书信往来,引起的论争也是达到了高峰。

        林延潮,邹元标二人都是朝野上下公认的通儒,门人也是遍布天下,特别是林延潮,其林学与事功学派,以及跻身于理学,心学之后,为儒门中第三学派。

        当日邹元标得林延潮回信时,正在东林书院讲学,见书信后是苦思了一夜,次日即是写信答之。

        其在信中写到,见字如晤,得大宗伯之信,喜不不胜……信中所言,对上以约礼,对下以约法,一句胜道千言,千古治道尽括其中。

        约法当简而明,上对于下者不可滥刑,但违法必罚。是故汉高祖入咸阳约法三章,天下归心。

        约礼用繁,含于巨细之中,上对上者应勤谏,分毫可谏。然而不可刑于上者,以下凌上则无尊卑可言。

        当年程颐谏折柳,取自周礼‘春不樵采’,此无不当之意,但为天子不喜,后世儒者竟以迂腐,殊不知礼法之义。

        信末邹元标又对林延潮变法之见批评了几句。

        圣人云无为而治,当今治理天下当与民休息,以不生事为贵,兴一利则生一弊,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        天下之利,莫过于定。天下之害,莫过于争。故礼不可更,法不可变,愈变则人心越乱。

        接到邹元标的信后,林延潮真是拜读了一番。

        一个哲学理论是否有生命力,在于时刻包容任何事务,并不断将之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,使之成为缜密的逻辑,用来解释万事万理。

        这就是陆九渊说的‘六经注我,我注六经’之境界。

        邹元标显然也是这个层次,而他借用哲学的体系就是程朱理学。

        邹元标借自己所提的‘约礼约法’论证了自己理论。

        刑法对于老百姓而言,应该简单明了,容易让人懂。若是法律太严苛,并事无巨细的规定,不仅繁琐,更让皇帝与亲民官容易滥刑于百姓。秦朝灭亡就是前车之鉴。

        反过来约礼,是乃下对上。那么身为肉食者,作为治理者,应该比老百姓更十倍地严格要求自己。

        比如**之事有伤风化,但在百姓与官员之间处置是不一样的。

        再比如程颐谏折柳,天子不过折了一根柳枝有什么,读书人常笑在程夫子面前,连柳树也不折了。

        但依周礼有‘春不采樵’之言,天子折柳树放大出去,天下老百姓每个人都效仿如此,大家都折几根就不好了。天子身为万民至尊,在礼法上当时时为万民的表率。

        所以这柳树老百姓可以折,天子就不可以折,折了就是违礼。只要违礼,就是有丝毫不对的地方,读书人也应当上谏,否则已经是刑不上大夫,若连说也不让说,也就无从约束天子了。

        这也是授权者受责不受罚。

        林延潮对邹元标这论点竟感觉无从反驳,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化解才是。

        好比以往大家都嘲笑程颐谏折柳如何如何迂腐,但程夫子复生,当面告诉你一句,那是约束皇帝的,你一个老百姓我才懒得说呢。

        当然这话肯定有逻辑上的漏洞,但为辩而辩不合林延潮现在身份,何况他为什么要辩。

        林延潮认真思考后回信给邹元标。

        古礼三百,威仪三千,刑亦正刑三百,邹兄所言‘慎刑繁礼’,正合于圣人制礼之道。

        马屁拍完,林延潮就开始反驳了其大意是。

        礼不下庶人的意思,并非是庶人可以不知礼,而是当先以礼法教化庶人,知礼后方能约礼。

        至于刑不上大夫,也不是保持尊卑,而是轻易苛刑于上,这样无人敢于任事。

        辩论到这里,林延潮又写到,

        圣人曾言,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。由是可知,十世之礼,可损益,百世之礼,可损益。

        周公制礼乐时,犹恐‘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,耻其行而不见随’,而今已去两千载,我辈动则法古则后于时,动则修今则塞于世。

        这里林延潮引用孔子的话来辩论,邹元标说礼不可变。

        但孔子说过,殷礼从夏礼而来,但有所损益,周礼从殷礼而来,但有所损益。由此可知十世百世以后的礼,虽说相承袭,但也是可损益的。

        周公当年制礼乐时,仍担心君子不会跟随,但现在去周公制周礼已两千年了,我们却仍信心满满守着周礼不变,法古就是落后于当下,拘泥现状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。

        林延潮又写到,礼法非天降,非地生,发于人间,合乎人心而已。

        循循相因,无疑于固步自封。千百年来以降,代代皆是大争之世。

        学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,人当如此,国亦当如此。

        林延潮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,心底激荡不能平,信到最末他不由想起严复的天演论。

        又补了一句‘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’。

        这句话林延潮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。

        这话放在动物身上,好比气候变冷,更强壮耐寒才会活下来,这是没错。

        但放在人上?怎么能轻易说一个人有用没用?

        古时身强力壮者为尊,但后来赢弱书生也可为官。

        再如残疾人,再如穷人,也用适者生存?

        残疾人中有霍金,穷人虽穷,却更有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,一旦遇到机遇也会翻身。

        盛世百年让大大夫们缺乏忧患意识,从上到下只想着如何搞平衡,这样沉睡的雄狮不抽几个鞭子是决计醒不来的。

        所以这句话正确也不正确一样,放在当下还是正确。林延潮尽管知道此言争议很大,但仍是写在给邹元标的信中。

        二人都是同意将书信示于学生,所以书信内容由门下的讨论,传播了出去。

        在万历十九年这个年份,在明帝国的东方,丰臣秀吉已是矢志讨伐朝鲜。

        朝鲜国虽有听到风声,但国内官员上下仍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。

        西北的顺义王,海西蒙古各部正与郑洛的大军对峙,副总兵拜增援时见平叛明军军容不过如此,不由生轻中国之心。

        播州的杨应龙暂时臣服,内心却对大明更加不满。

        而在帝国的内部,老百姓们刚刚从前两年的大旱里缓过来,但还未来得及歇一口气。

        大明天子万历皇帝忧心于国本之事,想着如何拖一年是一年。

        至于宰相申时行这边考虑着致仕之事,那边朝野上下却是飞语不断。

        然而经过京师与无锡的书信往来,林延潮与邹元标两位朝野上下最负盛名的通儒间对话,在当今官员士子之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。

        身为礼部尚书,又有敢言之名,林延潮的两封书信可谓令人耳目一新,令天下的读书人对于事功学派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。

        邹元标的犀利的言辞,也是毫不逊色。

        天下读书人围绕着有明治善治,约礼约法,慎刑繁礼,特别是那句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’进行激烈的讨论。

        从兴办义学,再到开办报社,然后事功学派的复兴,以及在读书人圈子里流传,还有科举的侧重,最后是林延潮礼部尚书的身份。

        这些合在一起在读书人中渐渐兴起了谈论实学的风气,不少有识之士目光转向经济民生,而不再是专注于经义礼法之上,这一场朝野上下辩论,就在大明朝这内忧外患的环境下贯穿了整个万历十九年。

        林延潮有些欣慰,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,总算有些成果,虽说成功尚远,但是孕育的土壤已是开始松动了。

        林延潮尚未如何推波助澜时,哪知他的学生们更是干了一件,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事。

        在翰林院的新民报上,方从哲自作主张将林延潮与邹元标二人的书信辩论直接在报上刊发,并以翰林院的立场在二人的辩论后面发表社论。

        林延潮知道顿时心疼,深觉得错过了一个机会。

        这要是放在天理报上刊发,以邹元标与自己的名人效应,对于天理报的销量而言,肯定是一个井喷。但是想想也是算了,毕竟在礼部的报纸上登礼部尚书的文章总是不好。

        但不得不说方从哲身为新民报的主编,在把握舆论热点爆点上确实干得漂亮。他利用自己是林延潮的学生的身份,搞到了第一手资料,并加以利用。

        新民报定位就是面向读书人层面并走大众路线,不怕别人说自己媚俗,也不怕别人笑话层次低,但在娱乐之余在时政的评论上还是相对公正客观,选题上侧重于经济民生,并尽量解释得通俗化,不是动则以经义糊弄人。

        故而新民报的成功自然有他的道理,这数刊登载林延潮与方从哲的辩论,以及持中的社论,一下子让新民报的销售突破了万份。

        与邹元标辩论之时,林延潮也没有闲着。

        工科左给事中陈应龙上疏朝廷,言现任兵部尚书王一鄂正在患病,应将封贡之权还给礼部,同时会同馆仍归于礼部管辖,以免耽误国事。

        吏科右给事李沂上疏附和。

        众所周知,这陈应龙,李沂二人都是万历十四年庶吉士,林延潮不仅是他们的恩师,也是他们为庶常的教习师。

        上疏之后,申时行与许国通气后,决定如奏将事权还给礼部。

        ps:明日有更。

    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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