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鲤的这番举动大出高务实意料之外,但想想却也在情理之中。
虽然沈鲤从翰林院外放部衙的时间并不长,然而他的年纪却并不小,今年已经五十有八。都不必说别人,想想张居正当初入阁才四十出头就知道,要沈鲤现在不着急,那的确很难。
哪怕张学颜效仿郭朴当年,一到七十岁就坚决请辞致仕,可等到沈鲤顺利接替他入阁,也已经过了六十,这实在有点太迟了。
但沈鲤的这个做法却让高务实很不痛快,因为这对实学派整体而言是一个杀敌一千、自损八百的策略,而对于他高务实本人,则还要反过来,是杀敌八百、自损一千。
张学颜在辽抚任上虽然主持了几场大战,但他和高务实不同,他只负责调度,仗是李成梁去打的。他自己擅长的其实还是施政细节,尤其是当他在户部任上及作为主管户部的阁臣搞出了《万历会计录》之后,更是以熟悉财政而著称。
因为熟悉财政,他对高务实格外重视,也成为高务实在内阁之中的铁杆盟友,与吴兑一起形成了高务实在内阁之中的两大臂助。如果张学颜去位而沈鲤入阁,很可能导致许国与沈鲤的联盟反压高务实和吴兑一头。
实学派本身是改革派,然而许国和沈鲤都是实学派内部的保守派。保守派不是说就不肯改革,只是对于改革的力度、步伐的大小与被天下人视为激进派的高务实不同。
高务实早年其实也不被视为激进派,当时朝廷高层都觉得高拱才是激进派,高务实反倒是个能让高拱保持克制的存在。
事实上高务实被当做激进派还是近期的事,从开藩禁算起,到“收拢天下财权”达到顶峰,高务实的改革力度之大,已经让很多人心惊胆战。
这就是文官政治的弊端之一,文官政治对于维护国家稳定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,但它有一个痼疾,就是轻易不敢尝试改变——任何改变都意味着可能出现的不稳定。
小幅度的改变是可以的,这是一种自我修正,文官政治也有这种自发性的功能。但过大、过急的改变则不被他们所认可,或许他们洞悉了后世的一句名言: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。
高务实认为自己的改革都是有基础的,也有足够的力量与手段保证不会“扯到蛋”。可显然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认知差别客观存在,高务实觉得不会,保守派还是觉得会。
换言之,如果沈鲤真的取代了张学颜,实学派内部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实力对比就会出现变化,高务实接下去的处境也会变得相对艰难起来。
然而这件事该如何解决或应对,高务实一时半会儿也还理不出个头绪。
按理说,以针对李成梁为手段,迂回打击张学颜的声望,这个圈绕得有点大。毕竟张学颜虽然和李成梁共事足足八年(张学颜隆庆五年被高拱用为辽抚,万历五年因拓边宽甸六堡之功召回并升任户部尚书),但当时李成梁是没有文官派系背景的,李成梁明确成为心学派背景武臣是在张学颜回京之后的事,并且其中还有数年过渡。
这么看来,以李成梁之失攻击张学颜,顶多只能说张学颜当时为李成梁所作的报功奏疏有问题,比如说虚功实报、讳败掩过之类。
但这也很难办,因为李成梁过去的功劳问题在申时行的申救疏之后,朝廷实际上已经形成了“统一看法”,即申时行疏中所谓“倘以一计之误、一战之失而多生支节,尽没成梁百胜之功,此则臣等之所深惜也。”
换句话说,不能因为这一次战败就胡乱牵连攀扯,把李成梁百战之功都给淹没了。
皇帝今天表现的态度,其实也是以这一立场为基础的,所以他才会同意让李成梁以宁远伯回京荣养——如果他过去的功劳有问题,那这个宁远伯的世爵显然得废掉才对,还回京荣养个鬼?怕不是该回京杀头。
因此咋一看来,张学颜应该还挺安全。不过高务实始终有些不安,觉得许国和沈鲤应该不会做无用功,这件事恐怕还有后续变化。
吴兑和梁梦龙不知高务实心中的担忧,又问起他的来意,于是高务实把刚才在宫里的事大致说了说,当然说的都是能让他们知晓的那部分。
听完高务实的话,吴兑沉吟道:“杨四畏乃可用之人,其独子杨元……”
话还没说完,高务实就一怔,打断道:“杨元?”
“此杨元非彼杨元,同名而已。”吴兑解释道:“杨四畏子杨元如今在禁卫军中,而且还是日新你亲自选定拔擢的。”
高务实回忆了一下,恍然道:“哦,我想起来了,他是禁卫军第三镇第二协协统。”
吴兑笑道:“不错,日新果然强记。”
高务实诧异道:“第三镇前次曾派兵参加平定西北之乱,第二协也有出兵(但只是派了一个标的骑兵),他作为协统即便不曾亲临,似乎也该有所奖赏,怎么现在还是协统么?”
梁梦龙插话道:“他现在是以第三镇副统制兼第二协协统。”
高务实点了点头,也明白了吴兑之前那话的意思:杨四畏的独子杨元既然是禁卫军的人,而且还是自己选拔上来的,那么杨四畏肯定倾向于自己一边。
果然吴兑接着道:“原本因为有这层关系,若杨四畏调任辽抚,则辽东之事便好办了。但此番皇上念及旧情,以李如松回镇辽东接替李成梁,我恐辽东仍然多事。”
梁梦龙也皱着眉头,道:“李如松此前也在京营呆过几年,漠南之战时还有斩将之功,这次平定西北又立下大功。以他回镇辽东,从能力上而言倒也并不为过。
只是李如松此人个性张扬,与其父李成梁不可同日而语。我曾听闻他在山西之时便曾口出狂言,说太原兵卒怯懦,不及辽兵果锐。这次随日新你征讨哱拜,他也没带多少山西兵马,只以随任家丁为主。
去年年底,西北事定,李如松改任宣府。巡抚许守谦阅操,李如松倚仗征西之功,竟与许守谦并坐。宣府参政王学书见之不满,斥责李如松不守规矩,李如松反唇相讥,不肯稍让,双方差点动手上演全武行……总之,我看此人不是个省油的灯。”
“差点动手”这话肯定有些夸张,不过高务实几乎能猜出当时的情况多半是这么回事:
李如松目无余子走上检阅台就和许守谦坐在一块儿,许守谦大概从来没碰到过这种奇葩事,因此虽然心中不满,一时却在犹豫是直接呵斥好,还是暗示李如松坐错了位置好。
但巡抚虽然没说话,下面的僚属必须有所表示,所以参政王学书当场发作,喝令李如松让座。然而李如松刚刚得胜归来,正是满心老子天下第一的时刻,自然懒得搭理。王学书觉得自己受到了无视,撸起袖子就准备去把李如松拖下来。
这里要注意,王学书一介文人,肯定拖不动李如松这么个猛将兄,但他应该是认为李如松不敢反抗,所以才会有此举动。当然,李如松不理他,他面子上下不来也是个关键。
然而李如松的脑回路很不一般,站起身来就准备掂量掂量王参政的武力值,看看他是怎么敢在自己面前撸袖子的。
这显然吓坏了当时在场的其他官员乃至李如松带去的武将们,于是文武双方的下属都忙不迭上前劝架。文拉文,武拉武,好不容易才把两个人隔开,没有发生李总兵拳打王参政的政坛大丑闻。
虽然架没打起来,但这事显然惹恼了宣府巡按王之栋,连夜上疏弹劾——他是两个人一起弹劾,李如松和王学书都被劾了,惟独巡抚许守谦没事。
大家都觉得许抚台的表现没什么大问题,他虽然没说话,但这可以看做是一个文官的雅量,不去和区区武臣斤斤计较。而且大家也清楚,武将不足以同巡抚并坐本身不是朝廷规矩,只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统。
即便李如松不遵守这种传统,对付他也只能依靠其他手段,摆明了车马去和皇帝讨论是不行的,因为许守谦的本职是右副都御史,为正三品;李如松的本职是右军都督府佥事,为正二品。
非要按朝廷制度算,李如松反而应该坐首席,那还得了?高务实以兵部左侍郎身份协理京营戎政的时候,五军都督府那一票超品的国公、侯爷们,谁吃了熊心豹子胆,有种把首席坐了,却让高务实坐在下手?
你怕是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红。
说到许守谦,高务实前世并不知道许守谦是何许人也,但这一世倒是挺熟,因为许守谦是北人,是属于实学派的官员。
许守谦为北直隶真定府藁城县人,中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,座师不是别人,正是高拱。不过许守谦当时的成绩比较一般,为殿试三甲第十六名。这个成绩想留京任职显然比较为难,而他当时也不是高拱头一批器重的人选,故而外出为开封府推官。
新郑县就是开封府所属,所以许守谦能去开封府踏上仕途,也意味着高拱还是比较关注他的。之后许守谦的仕途果然也比较顺利,先擢户部主事,又升郎中。到了万历三年四月辛卯,一直独掌铨务的高拱便以时任户部郎中许守谦为浙江副使。
不过他去浙江却没干多久,当年九月便以浙江副使调山西副使,负责清军驿传,兼理盐法。十一月,又以原职驻劄偏关,整饬地方兵备。
这一干就是六年,到了万历九年十月,朱翊钧升山西副使许守谦为湖广右参政。十年十一月,又从湖广右参政升为湖广按察使,没多久又调补山西按察使。
万历十二年八月,升山西按察使许守谦为右佥都御史,巡抚山西,正式成为封疆大吏。十三年闰九月,以阅视叙劳,许守谦升右副都御史,巡抚如故。十五年二月,朱翊钧下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许守谦以原官改巡抚宣府地方,赞理军务。
从他的履历就看得出来,他为官的特点就是在山西干得久,要提拔之前则往南方挪一挪,呆不了多久、混完了资历又调回山西。
既是高拱的门生,又长期在山西混,高务实没法不熟。某种程度上来说,他甚至算得上是实学派内部往晋党地盘掺沙子的一个特殊人选。
当然,说掺沙子可能不太对,应该是实学派主流合并晋党的一种体现,故而从高拱时代一直延续至今,他都始终留在山西。
而李如松争座这件事,说不定也是这次朱翊钧要把李如松调离的一个次要因素——王之栋参劾之后,虽然皇帝没有严惩,但也把王学书和李如松的俸禄都一齐罚扣了两个月,以示两个人都有不对之处。
看来吴兑和梁梦龙都觉得李如松回镇辽东不是好事,高务实听了也越发皱眉。
吴兑看了看高务实的神情,沉吟道:“日新,李如松这样的脾性,一旦回镇辽东,我最担心的倒不是他又去和巡抚争座——反正现在的辽抚是李松(咦,这俩名字可有点巧),我担心的是他在辽东会比李成梁做得更过分。”
高务实平静地问道:“师兄所指是哪一方面?”
吴兑有些意外,答道:“自然是飞扬跋扈、不听调遣。”
高务实思索片刻,摇头道:“飞扬跋扈是没准,但不听调遣却未必。”
“哦?”吴兑看来有些将信将疑,问道:“何以见得?”
高务实答道:“李如松在我麾下作战计有两次,漠南之战与西北之战我都曾指挥过他,这两次作战,他都没有不听调遣的举动。”
吴兑还没开口,梁梦龙却摆手道:“诶,日新你这话却不尽然。此一时而彼一时,漠南之战使你是全权钦使,奉圣谕指挥诸军,而李如松那时是以神机营副将身份参战,奉你之命就是奉皇命,他岂敢不遵你军令?
而西北之战也是一样,你以七镇经略身份奉圣谕入援,又提督西北军政。李如松时任山西总兵,正在你调度之下,他岂敢不遵你军令?
然而此番他回辽东,却没有一个奉圣谕管他的人了,李松那个巡抚又是心学派之人,想必也不会去插手李如松的事,到时候谁管得着他?周咏这个总督远在密云不说,就算有军令给李如松,他也能拿李松的抚军名义回顶,让周咏去和李松扯皮,到时候却如何是好?”
这倒是个麻烦,毕竟大明的督抚和鞑清的督抚不同,鞑清是总督管军、巡抚管民,而大明的总督和巡抚则都有管军之权,一旦李如松真的拿李松的所谓命令去堵周咏的口,周咏就只好先去皇帝面前和李松这个辽抚打官司了。
不过此时吴兑却沉吟道:“这话倒是提醒了我——我忽然想到,日新的军功别说李如松比不了,就算李成梁也比不了。李如松敢在许守谦面前放肆,或是欺许守谦并无尺寸战功,但日新不然,他却未必敢在日新面前放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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